谁懂啊，汉代的老祖先也要搪塞领导抽查，上面批准

这些苦恼越过两千多年，仍是能够与今天的咱们矢力齐心，若是能够穿越时空的拒绝让咱们与老祖先碰面的话，咱们很可能会因为换取的糗事而相视尬笑。

像今天的你我一样，范前亦然个无名小卒——不外这四个字对他来说，还真算是名至实归。因为他是两千年前汉帝国西北居延边塞的别称粗俗戍卒，就像咱们每天上班一样，范前也要每天到我方戍守的烽燧外面去“耕画天田”。所谓的“天田”在烽燧西面二三百米处，那儿有两谈平行的塞墙，两谈墙中间会有一条细沙铺成的侦迹线。若是有东谈主越过塞墙进出，那么沙面上就会留住萍踪。所谓的耕画就是像耕耘意境一样刮扫沙面，考察这些越界者留住的萍踪。这是范前这么的戍卒每天黎明的责任。

除此以外，他还要每天值勤张望，张望时要随身佩戴专门的符或券，巡缉到两个烽燧巡防区的交壤处时，两边值勤的戍卒要相互在对方的符券上画上鲜艳，以诠释我方当天已巡缉到界，且归后交给各自的主座考察，写入值勤记录，按月上报——就和咱们今天上班打卡莫得分辩。

不外范前这个无名小卒的名字，穿过两千年前的时光出现在咱们咫尺，纯正是因为他是个撞在枪口上的晦气鬼。话说两千年前的那一天，范前正在烽燧里遵厌兆祥地作念着牛马——趁机说一句，“牛马”这个词如实是汉代东谈主对我方的谦称，比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写给任安的书信中就自称“牛马走”——蓦然赶上主座下来考察。

西汉的烽燧一般以为平均有五名戍卒，不外范前戍守的烽燧算上他一共唯有三个东谈主。主座考察的那天，刚好范前的同袍符泽生病了，得的是“伤汗”（伤寒），正躺在病榻上打摆子，于是唯有范前和另别称同袍出来搪塞考察。可好巧不巧，主座真实来抽查他们《人烟品约》的学习情况。

《人烟品约》是汉代烽燧的戍防轨则，践诺肖似至今天的士兵守则。内部老成地轨则了临敌报警、燔举人烟、呼应驰援等等笃定。比如“匈东谈主奴昼入甲渠河北塞，举二烽，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聚散炬火，毋绝至明”。

这些轨则国法条目戍卒必须学习明显，毕竟，这可不是所谓的会议精神，而是实打实地关涉敌东谈主来犯时的防患操作。然而，当主座抽查到范前时，范前却一问三不知——这可算得上是范前这天最糗的事了，他只可看着主座将我方抽查不对格记录在案。

范前的这件糗事本来会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就和他的名字一样无东谈主泄漏。但红运的是——虽然对无名小卒范前来说概况是不知足——他的名字和功绩在两千年后被考古东谈主员发掘出来，于是咱们便看到了历史上独逐一条对于范前的记录：

“卒三东谈主，一东谈主病。卒符泽，月廿三日病，伤汗。二东谈主义。卒范前不知《人烟品》。”

这段翰墨写在一枚木简上。这等于20世纪中国最枢纽的考古发现之一，居延汉简的发现。居延汉简的发现，不仅让咱们看到了像范前这么的汉代老祖先在两千年前的糗事和苦恼，更让咱们看到了一枚木简是怎么连合起雄壮的汉帝国。

以下践诺节选自《叹为不雅纸：中国古纸的外传与历史》，较原文有删省修改。已获取出书社授权刊发。

《叹为不雅纸：中国古纸的外传与历史》

作家：赵洪雅

版块：鲜艳Mark | 北京科学本领出书社，2025年6月。

发现居延汉简

1930年4月26 日，在春季凶猛的沙尘暴温文温骤降的依次突袭下，中瑞西北科学磨砺团从奥龙托依绿洲穿过盛大的沙地，抵达了额济纳河沿岸的一处汉代烽燧行状—波罗桑皆。在之前长达半年的漫长隆冬中，磨砺团聚积、瑞典考古学家福尔克 · 贝格曼和同伴们幸运从蒙古士兵的枪击和追杀下虎口出险。路径中，除了匪徒的时时侵犯，还有-30℃、风速 5 m/s 的摇风雪，聚积们在能见度不及百米的苦处中失去场合，与低温冻伤作念决死搏斗 ……

1930年贝格曼在居延考古时的留影

当历经祸害的贝格曼站在波罗桑皆饱经侵蚀的废地之前时，内心对这座行状委果莫得任何期待，若是他不是适值弯腰去捡掉落在地上的一支钢笔，那么居延汉简这一巨大的文件瑰宝还将络续千里睡在黄沙之中。据贝格曼的《考古探险手记》记录：

在一个强侵蚀山顶上的烽燧和支配房屋废地底下，我发现存院墙的萍踪。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地上。我弯腰捡钢笔的逐一瞬，不测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满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启动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第二天，从最东边启动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其体式大要与文雅 · 赫定在楼兰古城找到的写有一篇手稿的木简一样。斯坦因也在甘肃西北部和新疆发现过这种东西。 ……这个发现使我高亢不已。咱们带着极为兴奋的脸色又启动四处搜寻起来。真实，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

这就是史称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的居延汉简的发现经过。在一个月的时刻内，贝格曼等东谈主在居延地区一共发掘出 1万多枚汉简，是其时所发现的汉简中数目最多的一批。20世纪，埋藏于中国各地的竹木简仿佛从长达2000 多年的千里睡中苏醒了一般，从沙漠废地和华夏的墓穴、窖藏中陆续现世，在短短的 100年中，其总和已高出23.2万枚，如将残素简也统计在内，其数目有二十七八万之多。

时至本日，简牍出土数目仍在赓续增多，干系词与遐想不同的是，唯有一点的出土简牍是当代主见中的“竹素”，绝大多数简牍的践诺都是通行凭证、随葬品清单、律令、历法及大都的官府告示、仕宦名籍和财务账簿等，也就是咱们目前主见中的“告示档案”。这些记录公私务务的档案材料，占出土简牍总和的四分之三， 而兀立在额济纳河沿岸的这些烽燧行状，恰是一座座贮藏汉代边塞屯戍告示的宝库。

层层上报，层层批准

1931年5月下旬，居延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者们的柔和。但怎么拼接和收复这些废地中的断简残篇，成了旷野挖掘之后的另 一个辣手问题。在历经 2000 多年的时光千里淀后，底本编连在统统的简册早已狼籍残损，有的竹简以致在其时就已被消除，与柴草、粪便、消除物、灰烬和沙砾语无伦次地混合在统统。以居延汉简为例，往往并吞个行状出土的竹木简就有上万枚之多，如居延肩水金关行状，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发掘，统统出土简牍 1.2万余枚。只怕候，考古责任者和古文件学者就像是在玩一个无比复杂的拼图游戏，游戏中有着用之不断的摆列组合和始终不可确知的答案。

1961年 10月，日本学者大庭脩从居延地湾（A33行状）出土的2300 多枚木简中，发现存 8枚木简似乎不错编连起来，组成一篇完整的诏书。前两枚简（简称［a］和［b］）是西汉宣帝的“布告长”御史医师丙吉上奏给皇帝的奏文，其野蛮如下：

御史医师丙吉上奏陛下：丞相魏相申报了大常苏昌的奏文，文中奏明大史丞定上报的一封告示，践诺如下： “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是夏至，这一天应该撤销武备，从井中汲水。特此上报，以便示知干系东谈主员。” 臣丙吉对此作念了商议，按照旧例，水衡都尉应从大官的御井中汲水， ……在庚戌至甲寅这五日之间，撤销武备，住手公事。特此呈告陛下。 （ 10.27 ；5.10 ）

［ab］这两枚竹简践诺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明确写明了由大史丞→大常→丞相→御史医师这么的上奏规章；第二部分是大史丞的上奏践诺，请示皇帝夏至快到了，按照旧例当撤销武备，从井中吊水；第三部分是御史医师接到这封奏文后的处理情况：“布告长”丙吉专门商议旧例，向皇帝忽视了具体举措，并申请皇帝批准。

第三枚竹简［c］则是汉宣帝的批复，唯有轻佻的三个字：

制曰可。

“制曰可”或“制可”是汉代诏书中的民风用语，暗意对［ab］两枚竹简的践诺赐与批准。如斯一来，［abc］三枚竹简连缀在统统，就酿成了一篇完整的诏书。接下来，这封由［abc］三枚竹简组成的诏书，就以“某官下某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即“某官向某官下达行政告示，着即依诏实行”）的阵势，像树形图一样一层一层地由中央传达到远方的边域。

元康五年诏书

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二月癸亥（十一日），御史医师丙吉在诏书［abc］ 后增多了简牍［d］，将［abcd］递给丞相。4天后， 也就是二月丁卯（十五日），丞相魏相又在［abcd］后增多了简牍［e］，批示将诏书下达给中央官厅的诸机关（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及父母官署（郡太守、诸侯相）。一个多月后，这封由［abcde］组成的诏书从都门长安经过长途跋涉，于三月丙午（廿四日）传到了西北边地的张掖郡，但由于其时郡太守、郡丞都不在，于是张掖长史“延”和肩水仓长“汤”代为批示，增多了简牍［f］，络续把诏书下达给张掖郡内的属国都尉、农都尉、部都尉、小府和诸县。13天之后， ［abcdef］在闰三月丁巳（六日）抵达张掖郡下属的军事行政机构肩水都尉府，由于主座肩水都尉不在，便由肩水城尉“谊”代接诏书，络续增多简牍［g］，下达给肩水都尉府下属的各个候官和城尉。又过了 3天，在闰三月庚申（九日），这封诏书终于到达了位于 A33行状的肩水候官，别称叫“横”的士吏用我方的私印代替肩水候，将［abcdefgh］一共8枚简牍组成的诏书下达给肩水候官下属的各尉候。

就这么，这封着手由［abc］组成的诏书，从担任诏书草拟责任的“布告长”御史医师，到边境下层单元的公差，各级均赓续追加批示践诺，每批示一次，诏书的末尾就会新增一枚简牍。新增的简牍不错很方便地用绳索编缀到简册的尾端，因此，每经过一级机关，诏书的长度就增多一分。从文本学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一个出于众手且不错赓续追加剪辑的“灵通性临时文档”。由于木简不错赓续缀连，是以从表面上来讲，这个文档的容量委果不错说是无尽的。

从二月十一日到闰三月九日，这封从长安发出的诏书用了50余天的时刻，越过了 1400 多千米，终于抵达了远在河西走廊戈壁沙漠中的肩水候官。这时，这封诏书已被一语气批示了 5次，且不出不测的话，还应该有一枚终末的竹简［i］，由尉候长将统统诏书［abcdefghi］下达给其下级的各个烽燧长——至此，来风物汉帝国的中央政令才算完成了统统告示过程，像巨树的根茎一般深深地扎进了最偏远、最下层的泥土里。而这封保存在肩水候官行状中的出土诏书，其实仅仅过程尚未竣事时作为档案留存的一个副本资料。

另一个值得深念念的问题是，《元康五年诏书》并不是单独下发居延一地，而是下达给宇宙各地的。那么，像这么以［abc］为开始的“临时文档”一共有若干份呢？不错遐想，在皇帝→御史医师→丞相这一传达路径中，给与者都是单数，但当丞相再把［abcd］下发给中央和各地方衙署之后， 同文诏书的数目就会一刹飙升，其数目信服至少达到3位数。据《汉书 · 地舆志》记录，平帝太初二年（2年）时，郡的数目已达到 103个，县的数目则多达 1587个。也就是说，有 100余封［abcde］编缀的册书发往地方， 再裂变为 1500 多封［abcdef］发往各县及都尉府，其数目由 3位数变成4位数。之后，诏书数目络续裂变，在华夏内地，从县下发到乡 → 亭→ 里；在边境则从都尉府下发到候官→部→燧。就这么，在 50余天的时刻内，汉朝皇帝的诏书以几何级数爆炸式增多—这就像是一副呈三角形摆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朝鼓舞了第一枚，后来赓续追加的简牍就像潮流一般涌向宇宙各地，直至西北边境的最结尾。

木简连合的秦汉帝国

从书写载体的角度来看，竹木简这种不错赓续扩容的本性，使其作为告示档案的载体有着先天不足的上风，因为竹木简不错根据批示践诺很方便地编连缀合，以顺应告示践诺赓续扩容的特质，尤其是像名册、田籍这么的簿籍档案，还不错根据需要，像“出动单元格”那样，在编连时调度竹木简之间的规章；而纸张的幅面尺寸却是固定的，一朝出现字数过多、超出幅面的情况，就需要裁取新纸、熬制浆糊、把两张纸黏合在统统，若是文本次第有变，也无法安逸修改，只可另纸重抄。在经折装、册页装等竹素装帧阵势尚未出现的汉代，续编新简总归比用浆糊黏合易断易裂的纸张要浮浅、轻佻得多，也更相宜古东谈主几个世纪以来的使用民风。

此外，竹木简还有一种本性是纸张不可替代的—前者是一种三维的物体，此后者仅仅二维的平面。也就是说，一朝简牍被动作“三维载体”使用，它的功能就比纸张膨胀了整整一个维度。以“符”为例，符是由一分为二的两支简组成的，每支简的侧面都刻有齿痕，需要核验时，就把傍边分开的两支简拼对在统统，若是翰墨和刻痕恰好吻合，就证明两支简同属一符，其独一性即得到了考据。这有点肖似古代用以施命发号、任免官员的兵符、虎符或鱼符，其方针都在于甲乙两边执有某一具有独一性且能够勘验的凭信物。

这种肖似“三维考据码”的翰墨载体在居延地区也有大都出土，其功用是作为吏役交往关卡所需的“通行证”或贸易两边用以保存笔据的“协议券”，如 A33肩水候官行状出土的编号65.7简，上面写有：

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为进出六寸符券，齿百，从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关，相宜以从事。

野蛮是说：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两地制作六寸的进出符券，左半边符放在甲渠候官，右半边符移送居延金关。这么的符从编号 1 到 1000，一共有 1000号。

隶役战争出差时，需要随身佩戴左半支符，而右半支符则时时保存在关卡中，通关时，需要拿出随身所带的左符与关卡保存的右符相对合。若是傍边两支符的齿痕都“相宜”，就许其放行。若是是闲居、如期交往的事务，则关卡中就需要准备许多份符传，简文中的“第八”，就代表这是编号 1至 1000 中的第8号。除此以外，A33行状还出土了写有雷同简文的“第七”（274.10）、“第十八”（65.9） 和“第十九”（274.11）。

所谓的“齿百”，并非指木简上有 100个齿痕，而是指齿痕的体式，不同体式的刻齿代表不同的数值，如“百”对应的刻齿体式就是“>”,“千”对应的刻齿体式就是“ ∑ ”。若是简文上写的是“千三百”，则木简侧方刻齿的体式就应该是“ ∑ >>>”。当代集邮爱重者对这种以齿痕来防伪的技巧应该至极老成，因为当代邮票就是根据不同尺寸的齿度和不同体式的齿孔来判别真伪的，可谓与 2000 多年前的汉代符传有殊途同归之妙。从某种真理上说，19世纪中世才出现的邮票齿孔，至极于是把三维的符传压扁成了二维的纸片资料。只不外在古代行旅之中，木质的符要比轻浮易碎的纸更便于勘验。而三维的兵符、鱼符也被古东谈主一直沿用到了唐代。

简牍质料刚硬、模式立体、便于连缀，这些要素都使其在以“告示行政体系”为骨架撑执的雄壮帝国中欣慰出坚强的生命力。早在秦代，律令告示中就明文轨则“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 （睡虎地秦简《内史杂律》简 188），真理是说，但凡政府公事，必须通过公文交往，辞让表面敷陈，也辞让由他东谈主代为陈诉。在扫灭六国后，面临领土万里的国度，秦政府就是独揽一支支竹简，把以往漫步割裂的诸侯国统摄到统统，以至于“寰宇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秦始皇），上至以衡石程书，昼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也就是说，每天呈递给始皇帝的表牋奏请足有百余斤重，实可谓到了堆积如山的地步！

到了汉代，由于“汉承秦制”，大汉朝廷不仅很好地承袭了秦代的告示行政轨制，还进一步将其施展光大，《北堂书钞》援用《汉杂事》时齰舌说“公府掾多不视事，但以案牍为务” ,月旦官府谨慎告示的掾吏只埋头于案牍，反而成了无视民间发愤的庸官。也难怪像《元康五年诏书》中那种季节性例行公事的小事，都要一点不苟地取得皇帝批准，再一层层强项绝对地实行下去，直到戈壁沙漠的最下层—中央集权制国度的基石，就这么通过一支支交往的简牍缔造起来了。

作家 / 赵洪雅

导语 / 李夏恩

剪辑 / 李阳

校对 / 卢茜